赴美国留学10年有余，那是我唯一一次在入境时被美国海关扣留在“二次审查”区。这个被俗称为“小黑屋”的地方拥挤嘈杂，设施简陋，只是简单放置着几张没有靠背的长椅以供我们挤一挤。抬眼望去，拘留室里清一色都是来自中东、南亚、东亚、拉美、非洲的有色人种，我身边甚至有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南亚裔残疾老者。我有些好奇，这样一个垂垂老矣的残疾人，是怎么威胁到一个超级大国的“国家安全”的呢？在拘留室另一头的角落里，我终于看见了两三个被扣押的白人旅客，我苦笑一声暗想：“这算不算美国打击系统性种族主义有一点点进步呢？”可是几分钟后，当他们路过我身边时，我分明听见他们说的是俄语，于是我刚刚很不容易给予的那一点点积极评价悄悄地碎了。
被无端扣留3个多小时后，才终于轮到我被盘问。对方要求我列举自己旅行过国家的名字。当经历了30多个小时长途飞行与3个多小时扣留的我终于可以离开拘留室时，我挤出一个疲惫的苦笑，平静地问道：“先生，如果可以的话，能否告诉我，你们究竟对什么地方有怀疑呢？”海关官员坦诚地说：“你去过的‘奇怪’中东国家太多了。你一个哈佛大学的名校生，在学校里做中东研究还不够吗？”听完这个有趣的问题，我苦笑无言，转身凝眸远眺，视线透过高墙的窒碍与山川的阻隔，眼里满是安曼重峦叠嶂相续延，伊斯坦布尔万里碧涛映长天，贝鲁特旧时洋楼含羞掩尘缘，埃尔比勒人间烟火情意绵……
如果真要回答上述这个问题，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的，通过欧美学界来了解中东就是不够。”赴美求学10余年，即使是曾经求学于哈佛大学这个美国从事中东研究历史底蕴最深厚、学术资源最丰富的学府，我仍旧感到自己平日里所学被掺入了浓厚的西方中心论偏见。以我曾经攻读中东研究的哈佛大学为例，无论是教材的选择还是教授课堂上的讲座内容，总体而言都是在西方自由主义叙事的框架内来回打转，而对于美西方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对手的描述，要么停留在一笔带过的笼统阶段，要么进行非黑即白的脸谱化和妖魔化描写。常常张口闭口将自己放到道德高地上，颐指气使地批判非西方国家人权状况的欧美学界，似乎从来没有真心实意地反思过过去20年来，中东地区愈演愈烈的反美浪潮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历史经纬与民意基础，而仅仅选择躲在自由主义象牙塔的舒适区内用“威权主义”“恐怖主义”“麻烦制造者”等口号意味十足的标签，来概括一场场复杂的政治社会运动。
坦白地说，我在美国高校圈中交往过的许多中东裔学者也给我一种强烈的撕裂感。这些人是中东族裔，但或许出于自身的意识形态局限，亦或许出于想要给美国主流社会递上一份表忠心的“投名状”的功利考量，对于老生常谈的西方自由主义框架不仅不加以纠正，反而大肆推广。在哈佛时期我就曾经遇到过有阿拉伯裔教授将中东国家简单概括为“威权主义”，然后花整整一个学期来大肆鼓吹西式民主化、讨论如何推动阿拉伯国家的政权更迭；我也曾遇到过美籍伊朗裔教授出于自己极端反伊的政治观念，在课上频频跑题兜售诸如“伊朗政府会通过监控我们的手机，来把那些在海外和不戴头巾的女子合照的男人们抓起来”一类的毫无可信度的阴谋论。而这些学者，出于对美式意识形态的谄媚，也往往对中国怀有深刻的偏见乃至敌意。
彼时的我已经开始对欧美学界灌输给我的知识体系有所质疑，但是又说不清楚问题究竟何在。毕业后，我作为访问学者受邀前往土耳其最负盛名的两所名校——海峡大学、科奇大学，并在土耳其生活了近一年。在这两所名校，我惊讶地发现一些态度其实非常友华的、欧美教育背景出身的教授，在课上描绘的中国现代史似乎有些负面。原来，他们使用的授课材料都是欧美学者所著的英文教材！欧美“中国研究”界对于我国的政治制度与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的妖魔化由来已久，而这些西方偏见浸泡过的种子被中东国家的知识分子不加批判地拾走，在他们本国学界的土壤里长出了欧美同款的罂粟花，进而造成了这些中东国家知识分子对华的长期误解。
那一刻我猛然惊醒，我自己岂不是与他们一样一叶障目？通过英文著作、英文媒体、欧美高校，以及那些在欧美发展的中东裔学者的滤镜去研究中东，这与那些教授有什么区别？
于是，我开始尽量撇开欧美叙事的滤镜，尽量在中东地区实际生活并进行田野调查，直接从与中东人的长期接触中建立自己对于中东地区的认知。2023年年底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中东地区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我国也不例外。而我国一些学者与媒体长期以来惯于通过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了解中东事务，因此不仅自己了解的都是经过欧美筛选、符合欧美叙事的信息，并且还不经意间成为了这些欧美叙事的传话筒，有意无意地渲染了“战争将以以色列的速胜告终”的论调。
相反，我在2024年旅居约旦近半年，近距离观察了数次安曼群众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集会乃至警民冲突，观察到加沙的武装组织不仅在加沙与约旦河西岸有着坚实的基层权力网络，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自身的影响力渗透到约旦这个传统美国盟友的社会中，尤其是在约旦青年人的心中有着惊人的地位。同年7月，我受邀前往贝鲁特，而我离开贝鲁特还不到一周，以军就对当地发动了第一轮空袭。在贝鲁特，我走访了著名的萨巴拉与沙提拉巴勒斯坦难民营，在难民营的所见所闻更让我直观地了解到巴勒斯坦各政治组织在侨民基层组织方面的实际控制力，更加坚定了自己“以色列摧毁抵抗组织的目标根本就不现实”这一判断。
在贝鲁特，我有幸采访到常年从事冲突调解的联合国官员，与其一道参观了南郊的达希亚区。什叶派聚居的达希亚区基础建设破旧不堪，与基督徒聚居的市中心之间有着刺眼的反差。达希亚区的民生问题几乎完全依靠当地的什叶派武装进行解决。对于黎巴嫩国内的什叶派武装，过去学界往往只关注其外交政策上的反以路线，却往往忽视了其本质上更是一场剑指黎巴嫩国内财富再分配的草根运动。只有来达希亚亲眼看一看，才能意识到这些武装组织真正的生命力恐怕并不在于南线作战的得失，而是根植于黎巴嫩国内的现实，才能真正明白为什么其领袖人物的遇刺或战死并不会导致整个组织的瓦解。
与西方媒体报道不同，在黎巴嫩，我遇见的市民，无论宗教派别，都对保卫南线国土展现出了极高的热情。我打车时曾遇到一位淳朴和善的司机老叔，他的车老旧不堪，但收拾得甚是干净。他将自己儿子的照片当作挂件放在车上，一边露出温暖的微笑，一边亲吻着儿子的照片告诉我，相片里那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已经参加抵抗组织，并埋骨南土。我一声叹息，还来不及说出一声“节哀”，他却神色一凛，告诉我：“他虽往生，我还有3个儿子，他们也都已经上了南线的战场，他们还会有自己的儿子，我们会继续抵抗，直到胜利！”无论一个人对于中东各国间恩怨的是是非非持怎样的立场，当看到这位一身清贫却努力拉车以谋生、位卑却不敢忘忧国的老人家，炯炯有神的眼神里闪烁着对于胜利深信不疑的光芒时，都不可能不为之动容神伤。而目睹这一切的我也更加确信，与媒体报道里“以色列已经速胜”的叙事截然不同，沙姆地区以巴以、黎以为主线的冲突将会长期存在。
旅居中东的日子里，我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关于当地的知识，而与此同时，中东当地的朋友也饶有兴趣地询问我关于中国的一切。加沙冲突以来，即使是约旦、土耳其这样的域内美国盟友，其上层精英与基层群众都很大程度上因为西方的伪善而对欧美祛魅，知识分子与民间反美的情绪都很强烈。我接触的绝大多数中东群众、官员、知识分子都不像欧美人那样动辄对中国内政问题指手画脚，即使是因为媒体报道而有所误解，也至少非常愿意听我的解释，很多人在与我交流之后改变了看法。在国际问题上，他们更是对中国和俄罗斯抱有炽热的期待，迫切希望中国的复兴可以更多地与全球治理相结合，在巴勒斯坦人道主义危机等热点问题上，发挥出欧美国家无法发挥的领导作用。
今年3月，我受一所海外研究机构的邀请在TikTok上录制了一个介绍中国政府与民间在加沙战争上的立场的小视频，视频发布几天内点击率就突破百万，影响远超该机构的其他视频，我也因此收到了许多中东国家学者的鼓励信件。这说明，中东国家对于中国有着很强的好奇心，但由于渠道有限，一直以来都缺乏了解。如何在中东讲好中国故事将是新时代我国青年学者的一个长远课题，但第一步已然十分明确：无论是我们研究中东，还是让中东了解我国，当务之急都是要抛开欧美滤镜的干扰。
（作者系中东问题青年学者）
张晟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04月02日 04版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