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

满洲，原本是女真人等部落家族形成的族称。满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女真，至到明代女真人按其地理位置和发展程度形成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明称野人女真），后来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改族名为“满洲”。1644年清军入关，建军立清政府，满洲族成为清代的统治民族。而中国东北则是满族人的故乡。

自古中国曾被划分“九州”、“十二州”，而此时“东北”一词就已经出现在相关文献中，融合了方位、区域双重含义。

清朝初期将东北划分为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实行军府制，禁止中原、辽宁等汉人移民至内蒙古、黑龙江与吉林等地，造成地广人稀局面。清朝晚期，清朝被迫采取“移民实边”的政策，特别是在1875年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出现了持续3年的大饥荒（史称“丁戊奇荒”），大量百姓逃难到东北地区谋生（也被称为“闯关东”）。在1907年，清政府对东北改制，建立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并设东北三省（当时国内简称为“东三省”）总督， 第一任总督就是徐世昌。

世界各地似乎也多有以民族名作为居住地的习惯。沙皇俄国沿袭了满族人的叫法，将中国东北土地称为“满洲利亚”，而“利亚”就是地盘之意，所以“满洲利亚”就是“满族人的地盘”之意。“满洲利亚”对应的英语单词“Manchuria”似乎就是来自俄国对中国东北的称谓。

这样，对中国东北的称谓就形成了：中国人叫“东三省”，日本人及其它国家称叫“满洲”。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把对中国的羡慕开始转为藐视，通过间谍人员长期在中国从事军事间谍活动，像板垣征四郎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并称为三大“中国通”，‬把中国的地理、经济、政治、军事了如指掌，看到中国此时东北物产丰富，而中国人却不懂利用，恨不能马上占为己有。

随着世界列强们纷纷入侵中国，日本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获得胜利，顺势占据了中东铁路南段，并将该段铁路命名为“南满铁路”。

伪满洲国宣传画

日本对于蓄意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则称之为“满洲事变”，1932年在东北建立了关东州（日本租借地）、满洲国(1934年改称“大满洲帝国”)和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并将满洲国划分为19个省和新京特别市，以新京（即吉林省长春为界）为界，分别称“南满”、“北满”。

由于中华民国及国际社会对日本在满洲政权的不认可，又被称之为“伪满洲国”或“伪满”。

谢介石 篆书四言句 信札一通

据1935年曾任伪满“驻日大使”谢介石（台湾人，1915年放弃日本国籍加入中华民国国籍，后投靠日本，1949年被逮捕尚未经审判便在狱中病故）回忆，当时东北采用“统制经济”，所有的物资物资都是用配给的，配给品制度共分为三级，如：第一级日本人和台湾人：米；第二级朝鲜人：粟；第三级满洲人：高粱（高粱不足，就用碾碎的“豆饼”代替）。另外同样的职务日本人的薪资，在伪满洲国的几乎是日本国内的三倍。

所谓“战时统制经济”，是指从1937年到1945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期间，在国内推行的“强制性干预”和“管制”经济的体制。

支那的演变

印度古梵文中有Cina一词，古代人称中国为“Chin”，意指“秦”国，即中国秦汉时期，外国人称中国为Chin（秦）。

古印度的孔雀王朝开国的宰相考庇利耶在其《政事论》中描述有“产生在Cina的成捆的丝”的句子，这个Cina指的就是中国。后来中国从印度引进梵文佛经，在译为汉语时，将Chin（Cina）被翻译成了“支那”。此时“支那”一词并没有歧视、侮辱、蔑视中国人的意思。

唐朝以后，很多日本僧人和学者来中国学习，少数也会用“支那”来称呼中国。到了清朝末年，不少革命者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时，除了剪掉马尾辫外，还自称为“支那人”，从而表示与清朝的决裂。

后来日本受西方影响，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开始称中国为“支那”，并把“懦弱、下等”之类的贬义词联系在一起，表现出对中国的轻蔑和征服的野心。到了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战胜了中国，更是对中国没有了好态度，1913年日本政府决定均以“支那”呼称中国，此后“支那”一词在日本广泛使用，一种对于战败者的轻侮情感也逐渐浓厚起来。

东方会议

1927年，田中义一刚担任首相一职，就召开了“东方会议”，历时11天，制定了积极侵华政策，将把“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作为根本方针，在《田中奏折》记载：“惟欲占领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它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

对于中华民国，日本却用“支那共和国”来称呼，国民政府直到1930年才训示外交部：今后凡载有“支那”二字的日本公文一律拒收，并知会日本外务省将称谓改为“中华民国”，但效果似乎不佳。日本发起侵华战争之后，日本外务省也使用“支那”称呼中国，称“芦沟桥事变”为“支那事变”。

支那事变画报

支那事变画报

此时日本官方文件、民间宣传都用“支那”来称呼中国，上面这份最著名的画报叫做《支那事变画报》，就多有“北支那方面军”、“南支那方面军”、“中支那方面军”、“支那派遣军”以及海军的“支那方面舰队”等称呼。日本人还用“支那人”、“强克猡”(“猪猡”之意)称呼中国人，这引起了很多中国有识之士的不满，采用“倭人”、“倭寇”、“小日本”、将Japan称“假扮”等方式进行反击。

1931年日军侵占全东北建立满洲国政权后，强令居民自称是“满洲国人”，对自称“中国人”的民众进行惩罚，欧打、逮捕、甚至大屠杀都不在话下，还在建立731细菌部队、516生化部队，把众多普通民众、反日战士作为“马路大”（意：烂木头）进行活体实验，而后又将细菌弹、生化武器投到中国各地造成20多万人伤亡。

多数日本军人受到这种辱华情绪煽动，对中国平民实行大屠杀取乐，毫无罪恶感，包括6周的南京大屠杀致使30多万人遇难。1950年在抚顺审批的战犯说：“那时我们根本没有把中国人当成人，感到如同屠宰猪羊一样……”

1945年日本自战败后，重新使用“中国军队”、“中国政府”等正式称号。1946年6月6日，日本外务省才向各新闻出版单位发出《关于避免支那称呼事宜》的通知称：“往昔通常使用‘支那’二字作为中华民国之国名，今日应改用中国等称号。查‘支那’之称素为中华民国所极度厌恶者。鉴于战后该国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止使用该词，故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所憎恶之名称。”

抗战胜利后中国再次处于内战，日本人私下常有“我们是被美国打败的，并没有败给中国”的言论，“支那”一词虽然在日常口头仍存在使用，但公开出版物中已经不复存在了。